李秀勤从未想过自己会得上艾滋病。5年前，当她被告知自己得了这种绝症后，她想自己一定会骨瘦如柴，全身布满疱疹，很快在痛苦中死去，就像那些得了艾滋病的邻居一样。

可她没有。

在煎熬了5年后，两家医院先后确诊，这个48岁的农村妇女与艾滋病没有一点关系。可她还是高兴不起来，有关部门的一个失误，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毁掉了她5年的人生。

一切故事都是从那个高音喇叭开始的。

那是2004年7月的一天，河南省鹿邑县生铁冢乡杨庄村村头的喇叭一早就喊了起来，通知那些曾经卖过血的村民，到村口的防疫站接受血液检查。那时，当地已经有几个村民因为卖血患上了艾滋病死去，正是人心惶惶的时候。

那天去了很多人，李秀勤抽了一管血后就离开。回到家中，她还对丈夫开了个玩笑：“你看我哪点像艾滋病人？”十多年前，李秀勤曾卖过两次血，每次400毫升、56元钱。为此，她的丈夫还说过她。

这个农村妇女曾是村里公认的好劳力，身体健壮，做事干脆利落。婆婆死得早，丈夫家里3个未成年的弟妹，全靠她一个人拉扯。即使村里村外卖过血的人陆陆续续因艾滋病死亡，她也从未怀疑自己有艾滋病。

可几天后的一个早晨，几个村干部突然上门，通知她到乡里的防疫站去做复筛检查。一个村干部还在旁嘀咕了一句：“是不是弄错了？”

抱着侥幸心理，李秀勤骑着自行车到了防疫站。但勉强保持的镇定，在看到医生后荡然无存。现在，她只记得，那些穿着绿色防护服，戴着大口罩和长长的手套，只露出两只眼睛的医生说，她可能得了艾滋病，并抽了她一管血。

出了防疫站，她双腿发软，再也跨不上自行车，只得乘公共汽车回家。那一天，她和丈夫杨自辉抱头痛哭。入夜后，二人也没开灯，坐在黑漆漆的屋里，熬到了天明。

此后不久，李秀勤的名字，便正式出现在艾滋病患者的名单上，并从此毁掉了她的生活。

第二天一早，丈夫杨自辉就离家出走。他是一名农村教师，在过去的5年中，他在家待的时间不足两个月。每逢农忙和春节的时候，他才回家转一趟，几乎不在家吃饭和过夜。他四处飘泊，有时住在亲朋好友家中，有时住在宾馆。直到现在，这个农村妇女也不知道，丈夫这些年到底是怎么过的。

“没办法，万一两个人都得了艾滋病，这家就彻底没法过了。我又是老师，要是传出去，工作怕是保不住。”这个大高个子的教师低着头说。

李秀勤有两个儿子，当时都在县城读高中。杨自辉到学校告诉孩子们，周末不要回家，要回家就到舅舅家。儿子们问父亲为什么，杨自辉也没解释原因。儿子们都很听话，好长时间没回家。半年之后的春节，李秀勤才再次见到两个儿子。

她想她的儿子。见到儿子时，她想像以前一样摸摸儿子，给他们做顿好吃的。可是她不敢，怕自己的病传染给儿子。儿子在家住了几天，饭都是杨自辉的弟媳帮忙做的。吃饭时，李秀勤用公筷把菜夹到自己碗里。

大儿子好奇地问李秀勤，李秀勤告诉他，“这样卫生”。儿子还调侃了她一句：“妈妈现在学大城市的人了。”李秀勤的眼泪在眼窝里打着转，强忍着没敢流出来。

低烧、腹泻、四肢无力等一系列病症接踵而来。在此之前，李秀勤连“头疼脑热都很少有过”。她连门都不出，成天躺在床上哭泣，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原本壮实的身体彻底垮了。

她甚至不想再活下去。她的大哥是个村医，她隔三差五就去那儿讨几片安眠药，攒了一大把。一个晚上，她吃掉了所有的药片，可她只是比平时多睡了几个小时，第二天中午，她又醒了过来。

这次寻死失败后，李秀勤不甘心。一次去给棉花打农药时，她坐在地头哭了起来，哭着哭着就拿起农药瓶子往嘴里倒。幸而前来帮忙的弟媳一把夺下，劝她要为儿子考虑一下。

在家人的劝说下，这个农妇不再寻死，开始积极找工作。“我得给儿子攒钱，他们要读大学，还要娶媳妇。我走了，他们该怎么活？”她心里想。

在被告知得艾滋病之前，李秀勤在一家毛纺厂做技术员，每月能拿近3000元钱。但这次，当她找到那家工厂的负责人时，对方拒绝了她，因为“她一旦来了，工人们估计都要回家了”。后来，她听说另外一家工厂招工，就去报名，还是因为同样的理由被人拒绝。

杨家红色的大门再次紧闭，李秀勤又过上了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几天下来，大门口就堆积了厚厚的沙土，一踩一个脚印。

时间一长，李秀勤也想出门透透气。有时，她会站到门口，和村里人说说话。不过，对方总和她保持一定距离。有小孩子跑过来，她想摸一摸抱一抱，大人总会一把拽开，不让她碰。每碰到这样的情形，她都会流一通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