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村里一家办喜事，李秀勤随了份子。吃饭时，她一坐下，同桌的人纷纷找借口离开，最后只剩下她一个人。她感觉很没面子，一口没动就走了。

还有一次，她到一个办白事的人家帮忙扯孝布。指甲不小心划破了一个妇女的皮，那个女人暴跳如雷，骂了许多“很难听的话”。她没还一句嘴，还不住给对方说好话。“要是你感染上艾滋病，我把房子卖了养着你。”她对那个妇女说。

后来，她就有意不靠近别人。“我谁都不怨，要怨也只能怨自己。”回忆起这些事，她又哭了起来。

李秀勤曾经是一个“开朗热心”的人。村里一个老人说，以前谁家要有个事，一叫她就来帮忙。她的嘴甜，笑点还低，谁随便讲个笑话，她会“咯咯咯咯”笑个不停。

在村里，她的人缘曾经很好。在被诊断为艾滋病之前，她家经常有人打牌，有时一玩就到深夜。每次，李秀勤都会给他们沏好茶。而如今，“一年也没几个人上门”。李秀勤买了很多一次性纸杯，偶有客人到访，她就用纸杯沏好茶，可很少有人动。

那些装一次性纸杯的塑料袋子，早已辨不清本色，原本白色的墙壁上，挂着一缕一缕的灰尘，房顶的吊灯边上，甚至还有一个燕子窝。长条几上插着两束红色的塑料假花，假花是去年买的，现也落满尘土。厨房的一扇门已经朽烂。几年前，院子的一堵墙壁倒塌，前一个月，杨自辉才雇人垒起来。

能不能活都不知道，谁还顾得上家。”李秀勤叹了一口气说。

在苦苦煎熬了5年之后，随着一纸新的诊断书，她的命运突然出现了匪夷所思的转变。

2009年7月，杨自辉鼓动妻子到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检查血液，结果“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1+2））”呈阴性，医生告诉他们“没得艾滋病”。对这个结果，李秀勤半信半疑。20多天后，他们又到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确证中心检查，还花了半天时间，等待一名权威专家咨询，专家也告诉他们没事。

得到确切的结果后，那一夜，杨自辉在郑州喝了个酩酊大醉。李秀勤也兴奋得一晚上没合眼，她想，她终于回到正常的生活里了。

但她错了。

回到村里后，夫妻二人想邀请村里人庆祝一下。他们约定好日子，拿着复印好的医院诊断证明，挨家挨户邀请。可是等到约定的日期，已经过饭点了，才有几个村里人走进她家。

“我要他们吃饭，他们都说吃过了。用一次性纸杯倒上水，也没有人喝。”李秀勤抽泣着说，“没有人相信我没事。”

她并没有得到想象中的宽恕，相反，一些流言蜚语逐渐传到她耳朵里。有人说，“她的儿子大了，该娶媳妇了，她才不承认自己是艾滋病人。要是承认，谁家的闺女敢进她家的门？”

从北京回来后，李秀勤家红色的大门每天都大敞着，丈夫杨自辉还把医院的诊断证明复印后贴到大门口。她盼望村里人走进来，可几乎没有。村里人似乎都在回避着她。凡红白喜事，她只要出现，仍然没有人和她坐一桌吃饭。她想抱抱别人家的孩子，大人仍是一把拽开。

“她说自己没病，谁知道是不是真的？我们不敢和她接触，得了病我们就完了。”一个妇女这样说。

一怒之下，李秀勤一纸诉状，将鹿邑县卫生防疫站和周口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两个单位告上法庭，要求二被告立即为她恢复名誉、消除影响，并向她赔礼道歉，同时要求二被告赔偿她各项损失75万元。她要为自己正名。

2010 年年底，法院一审判决认为，鹿邑县卫生防疫站将血样装错，而作为确认机关的周口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没有对原告李秀勤本人采血复检，对原告精神上造成侵害。鹿邑县卫生防疫站赔偿原告13万多元，其中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周口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现在，两家单位已提起上诉。至于赔偿金是否能拿到手，还是一个未知数。

“5年多了，我就像死了一回。赔我再多的钱，我也活不成以前那个样了。”李秀勤低下头，呜呜地哭着，“他们做错了，可我一个老百姓有什么办法？”

前些天，李秀勤到县城办点事儿，刚出大门，远远看到几个村里人走来。李秀勤一看到他们，就低下头，贴着墙根走。一个老人走近和她打招呼，她抬头应了一声，又向前走了两步，才转身说话。上车后，她坐到车尾最角落的位置，而车内并没几个人。

“我怕别人嫌弃我。”她低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