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进城看病潮
药品的减少、医生积极性的降低,所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基层医疗机构患者人数的大幅下降。众多的农村和社区患者,开始了新一轮的进城看病潮。
“光吊瓶子,没效果”,躺在兖州市一家乡镇医院病床上,五十多岁的患者趁医生走后,悄悄对记者抱怨。因腰痛在那治疗了三天仍未好转的他觉得,自己应该去技术更好,药品更多的大医院重新诊治了。
有乡镇卫生院的负责人向记者表示,如今县级医院“打招呼”让介绍病人前去就医的情况一去不返。“不用我们说,患者看到我们这里缺医少药,自动就跑去大医院看病了。”
胡德强也深切感受到了病患的流失。“两年前,我这里最多一天能挂七八十个吊瓶,但现在至多二三十个。”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五个退休老干部的集体离去,“都是老慢病,差不多每年都要来住一段时间。但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后,好多他们的常用药,我们不能用了。”
和基层医疗机构的冷清相比,兖州市最大的人民医院内却患者如织,医院床位也由2007年的五百张,扩至现在的八百多张。
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份,兖州市大安、新驿、小孟、兴隆庄、颜店等五所乡镇医院的住院人数仅为1092人,不及兖州市人民医院、第二人民医院两所县级医院同期住院人数的十分之一。而在住院患者最少的大安镇卫生院,四个月内仅收治了71名病患。
兖州市一家县级医院的知情人士告诉记者,目前兖州发生在基层医疗机构的新农合费用,仅占全市的10%左右。“这明显不正常,如果病患在基层医疗机构就诊,综合报销比例能达到80%左右,而人民医院的这一比例在60%左右。为什么患者舍弃了便利而且报销比例高的基层医疗机构?”
尽管认为新一轮的进城看病由多种因素造成,但不管是县级医院,还是乡镇或社区医院负责人,都认为这种病患的逆向流动与基层医改有关。“病人嫌药少,医生带情绪,不减少才怪。”
患者的减少,还让不少基层医疗机构负责人感慨“入不敷出”。因为药品无法盈利,所以每天的利润只来自于辅助检查、门诊、床位费等“小钱”。“但这些费用根本无法保障一所医院的正常发展,有的甚至无法维系基本的日常支出。”
长短腿继续“跑偏”
在去年济宁市基层医疗机构综合改革工作会上,卫生部门将政府办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称为“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的主要提供者”,但如今,受多方限制的基层医疗机构,将更多精力放在了公共卫生服务上。
根据要求,乡镇卫生院定位于“维护农村居民健康为中心,综合提供基本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承担县级卫生行政部门委托的公共卫生管理职能”,并负责对村卫生室的业务管理、技术指导以及实施基本药物制度村卫生室所需基本药物采购配送的相关工作。
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则以社区、家庭和居民为服务对象,开展健康教育、预防、保健、康复、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和一般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服务,提供与基本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内容相关的中医药服务。
“看见没,所有的文件,都把基层医疗机构的‘治病’功能放在了后面,重视的是疾控防疫。”一名社区卫生中心主任指着墙上的政策,一字一句的解释说。
有乡镇卫生院负责人坦言,在当地制定了侧重公共卫生服务的绩效考核办法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不得不跟风转向,服务模式从“重治轻防”转向了“预防为主”,将工作大都安排到了建立居民健康档案、重点人群保健、疾病防治等三类九项基本公共卫生项目中。
“这个做不好的话,绩效考核就扣分,工资也就要被扣。”胡德强告诉记者。“但你不看病不要紧,考核中没有规定你必须接诊多少病患,而且也没规定接诊多了,如何奖励,大家的看病积极性可想而知。”
“以药养医的年代,大家重医疗,公共卫生服务是短腿;如今正好反过来了,还是两条腿不一样。”胡德强介绍说。一家此前每年还能做几十台简单手术的乡镇卫生院负责人更坦言,基层医改削弱了原来的“长腿”,“现在哪里还有医生愿意做手术?药不挣钱,做了手术医生也几乎不挣钱,而且还担着一定风险……”
17日傍晚,安排完下次下乡查体的名单后,准备回家的胡德强在医院门口遇到了前来就诊的熟人,“胡院长,你这医院的药方,还没外面药店的药多呢!”胡德强讪笑着,没有应声。(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系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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