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鲍谦熙的建议下，卫生实验处在江宁县汤山建立了一个卫生模范区，随后扩大到全县，作为全国推广县级卫生服务的试点。根据国家卫生服务的“三年计划”(1931－1934年)，在当地合作健康保险计划建立之前，医疗服务都是免费的；到了1937年，每个县级卫生院要配备全职的卫生官员、多名公共卫生护士和助产士，负责中心的门诊、住院设施、诊断实验室、药品和消毒、卫生教育和管理；每个区级卫生所配备一个卫生官员和护士，负责日常门诊、接种疫苗、儿童和学校的卫生和改善当地的卫生条件；乡级卫生所有一个经过助产士和公共卫生培训的护士，负责日常门诊、接生、胎儿和新生儿的照顾、当地学校的卫生、接种天花疫苗和卫生教育；在最基层，由当地经过培训的卫生工作者报告出生、死亡、接种天花疫苗、提供日常的灭菌和卫生工作，这样能有效减轻经费的负担。

1933－1936年，世界著名的南斯拉夫公共卫生学家斯坦帕尔(Andrija　Stampar，后任世界卫生组织第一届大会主席)受国联卫生组织的委派来到中国，他认为中国卫生工作的最基本原则应该是满足大多数乡村人口的需要，因此乡村卫生工作应成为公共卫生事业的优先部分；由于卫生经费不足，乡村卫生中心工作人员不要求高学历，只要能够担负起基本医疗的任务即可；乡村卫生保健应免费，或象征性收费；对象不只是病人，而是全体人群；各地卫生中心、医院不能把经济效益当作首要任务，而应视治病救人为己任。1934年1月，一支有斯坦帕尔参加的西北调查队前往陕西、甘肃、青海和宁夏调查当地的卫生状况，并且在陕西的几个县建立了卫生中心。通过调查，斯坦帕尔发现很多流行病是由于饮用水不清洁、居室卫生条件差、人口密度过大造成的；中国卫生事业缺少训练有素的医生、护士和助产士，因此发展医学教育很重要，应主要培养适应乡村卫生需要的医护人员。

在卫生部(署)和国联的合作指导下，中国的乡村公共卫生领域进步明显，当时的法律规定地方税收5％必须用于卫生建设，以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多级乡村公共卫生体系。截止到1936年，18个省建立省级卫生中心，三个准省级卫生中心，181个县级卫生院，86个区卫生分院和96个乡镇卫生所，与两年前全国仅有17个县级卫生院相比，进步是非常显著的。实践证明，这一公共卫生模式是有效的，每个护士每年仅用不到600元就可以照料好1000名儿童的卫生，江西省的成就最为显著。1933年，国家经济委员会派遣包括斯坦帕尔在内的国联卫生组织的3位专家前往江西乡村考察，专家提出了一份以建立10个乡村福利中心为基础的乡村改造计划，每个中心包括一个具有一个医生、一个助手和一个助产妇的乡村卫生所，并有4~15张床位和一个日间诊所。这些中心传授了现代西方的医学和公共卫生知识，通过种牛痘、学校卫生、清洁水源、打扫厕所等活动提高人们的健康和公共卫生水平，并且制定条例阻止不卫生的行为。到1936年3月，这些卫生所大约进行了42000例的诊断，改善了204个水井和163座厕所的卫生状况；另外，仅在1935年，就为1.7万人注射了天花疫苗，5000人进行了预防伤寒和霍乱的接种。1937年1月，江西省已有83个县成立了卫生院，普及率为全国之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