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三大传染病中，霍乱、鼠疫已经得到了控制，大量人口因此死亡的现象已经消失。流行病得以控制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中国已经能够自制疫苗和血清。1919年，中国设立了中央防疫处，自行生产各种疫苗及血清，到了1930年代，已经能制造生产40余种疫苗，包括了当时世界上所有重要的疫苗品种，而且数量上也年年增加，不仅行销全国，尚有部分出口香港、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朝鲜等地。与同时期的世界各国相比，中国控制流行病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三、抗战时期的发展　　

日本入侵给中国的医疗卫生建设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建立全国县级卫生体系的计划也只能在大后方进行。此时的卫生署长由著名公共卫生学家、医学教育家颜福庆担任，他于1909年成为第一位获得了耶鲁大学医学博士的亚洲人，回国后创建了湘雅医学院、上海医学院和中华医学会，并任首任会长；他一向主张建立服务大众的医疗和预防体制，创建了吴淞公共卫生实验区。1941年，据卫生署统计，贵州84个县中已经有76个建立了县级卫生中心；1944年，四川省的140个县中有116个建立不同程度的卫生体系。

抗战期间，为了控制战争带来的流行病，国民政府组织了三个流行病防治的小组，主要职责是预防和治疗大后方的流行病。这三个小组与设在西安、长沙、南宁的国际联盟流行病控制中心合作，配备有细菌学实验室、可移动的卫浴系统、防蚊虱装备、药品、天花疫苗和大量的免疫血清。1941年，金宝善接替颜福庆就任卫生署长，他在主要的交通线上设立了70多处流动医疗队和卫生站，以控制流行病的传播。国联流行病控制中心仍然有少数外国的流行病和细菌学专家留在战时的中国，他们的主要职责是帮助和建议中国有关部门设立卫生难民营和检疫隔离区。

在极其艰难的处境下，中央防疫处发挥了重要作用。1928年，颜福庆写信给自己的学生、世界著名的微生物学家汤飞凡(人工分离沙眼病毒的世界第一人，也是迄今发现重要病原体的惟一中国人)，如实摆出办学的困难，邀请他到自己创办的中央大学医学院(后改名上海医学院)任教。以“当一个医生一辈子能治好多少病人？如果发明一种预防方法却可以使亿万人不得传染病”为毕生信念的汤飞凡毅然放弃了在哈佛的前程回到了中国。抗战爆发后，他又受时任卫生署长颜福庆的邀请就任中央防疫处长，于1943年制造出了中国第一批临床级青霉素。时任英国驻华科技参赞的生化学家李约瑟于1944年目睹了中央防疫处的工作情况，撰文发表于《自然》杂志：“在昆明地区的另一处是国立中央防疫处，由中国最有才干的细菌学家汤飞凡医生主持……去年这里生产了500万支伤寒疫苗。这个研究所还生产天花、白喉疫苗、破伤风类毒素和许多其他用品……正在生产斑疹伤寒疫苗，并有一试验小工厂生产青霉素。汤医生是英国和美国的细菌学家、免疫学家和热带病专家所熟知的。尽管缺乏自来水，他们的工厂仍保持高标准的洁净。在培养装瓶和检验部门还有一个效率极高的系统……在好几个月里，仅有的一个锅炉还漏水，很不安全，每晚用完后都要修补，就是靠这台锅炉进行所有的消毒，供应蒸馏水等，幸亏未曾发生事故。”中国科学家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却创造出了世界级的成果，生产的伤寒、天花疫苗以及血清被英美盟军采用，对控制战时流行病的扩散起到了重要作用。虽然抗战时人员流动规模巨大，但由于制度和技术保障得力，中国却没有发生流行病大规模爆发的情况。

1948年，受洛克菲勒基金会派遣，有著名人口学家诺特斯坦因(Frank　W.Notestein)参加的考察团来到中国考察卫生状况，认为与抗战前相比，医疗人员和医学院校毕业生的数量都有显著的提高；虽然中国饱受饥荒的困扰，但是城市和乡村的营养状况还不错，远远好过印度；霍乱、天花和鼠疫的发生也较为平常，但却是间歇性的或地方性的，所造成的损失也远比印度轻；斑疹伤寒、血吸虫病等热带病造成的危害也小于印度和荷属东印度群岛；疟疾在中国南方是一大难题，结核病是主要的发病和死亡的原因；死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不清洁的饮水和处理不当的排泄物。从这项报告看，此时的公共卫生与医疗条件与1930年代相比，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三大烈性传染病已经不再大规模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