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持续多年的战争终于结束，进入一个和平稳定的时期。新政权采取的仍然是国家医疗政策，1930年代在乡村推行的大众公共卫生运动的特征仍然被保持了下来。1951年秋，卫生署制定的县级卫生院体系被恢复和重建，1958年，中国终于实现了每个县都有一所医院的计划。在防疫技术方面，汤飞凡研究出的乙醚杀菌法，可以在简陋的条件下迅速增加了天花疫苗产量，1949年底，每天产量已经超过10万支。1961年天花被消灭，至此三大传染病的大规模流行在中国终于成为了历史。

公共卫生是政府提供给全体国民的一项重要的公共产品，是政府必须要承担的一项最基本的责任，也是一个国家迈向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在疾病尤其是大规模流行病面前，不分性别、种族、阶级、职业、地区和国家，所有的人都面临着风险，因此公共卫生普惠于全体国民，影响更及于世界。给予全体国民可承受的基本医疗保障，是公共卫生制度能否行之有效的重要条件，更是一个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而这正是国民政府公共卫生的建设目标——尽管实现的过程是如此艰难，目标是如此遥远，甚至也许有些不切实际，但却一直为此目标在努力，并且取得了一定的进步，而这一目标在新政权的领导下基本实现。　　

四、回顾与反思　　

过去，在整个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低的情况下，通过一些有效的制度安排，用占GDP3％左右的卫生投入，满足了诸多社会成员的基本医疗卫生需求，国民健康水平迅速提高，不少指标达到了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与之相比，目前中国的医疗保障体制和基层的公共卫生受到很大挑战。这些显然不是资源匮乏的问题，而是医疗改革的基本思路的问题。政府有责任提供给全体国民可以承受的基本医疗保障服务，它决不能是谋利的，尽管它有可能是“低水平”的；而市场化的中高端医疗服务则完全应该有多渠道的投资，前者是不以赢利为目的的公共产品，后者是以赢利为目的市场产品，它们完全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政府的角色不能错位，不能利用规则制定者和公共资源垄断者的优势来谋求市场化的收益，混淆这两个不同的领域——这正是中国医疗市场化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也是应该从历史中吸取的宝贵经验。

回顾中国医疗卫生体系的建立历史，令人感慨当年有一批享有世界级学术声誉的医学精英，他们以服务底层民众为己任，承担起为中国建设一个大众化医疗卫生体制的责任，并在卫生防疫、改善人民的健康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的业绩和人格完美地体现了社会精英的真正内涵：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及对社会弱势民众的切实关怀。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