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中国低收入人口众多、财力和物力极度匮乏，选择什么样的医疗保障和公共卫生制度关系到数亿人的身家性命。如果国民政府选择将有限的资源集中投入到大城市，建设少数现代化的医院，购买昂贵的医疗设备和药品，且以赢利为目的，受惠者只能是极少数人。由于当时大城市已经有一些社会团体开设的医院，政府再将有限的公共资源投入其中，只能加剧整个国家医疗卫生发展更加不平衡。所幸的是，国民政府采纳了国联专家的建议，以绝大多数的乡村人口为主要服务对象，为他们提供最基本的现代医疗保障和卫生的生活环境，以最低廉的成本给最多的人带来最大的福利——清洁的水源、注射疫苗、伤口处理、新式助产等成本低廉的手段都会带来死亡率的显著下降。

1937年，在日内瓦举行的国联远东政府间乡村卫生会议上，卫生署长刘瑞恒对几年来中国的乡村卫生建设进行了总结：实行的将县、区、乡联系在一起的卫生制度比其他的制度更为成功，在这一制度下，县级行政机关提供技术服务、农业发展和公共卫生得以实施的政治保障，涵盖了国家帮助下的人口；这些计划是如此廉价，以致人们能够负担得起费用；组织是如此良好，以致不同的人口都能接受公正和平等的对待。中国医疗和公共卫生的成绩成为了当时世界的典范。　　

二、令人瞩目的防疫成就　　

防疫是公共卫生最重要的功能之一。1928年卫生部颁布了《传染病预防条例》及其施行细则，规定伤寒等9种法定传染病，并制订了管理与预防办法。注射疫苗是预防传染病的重要方法，1934年，南京、上海、北平、汉口4个城市计有超过100万人次接受了4种传染病的预防接种；上海对75万人进行了霍乱疫苗注射。中国防疫事业的先驱是伍连德，他是1903年的剑桥大学医学博士；1910年，他担任全权总医官，领导世界各国的专家控制了东北鼠疫大流行，后担任中华医学会长，享有世界级的声誉，并于1918年就任国民政府中央防疫处长，1930年任海港检疫事务管理处监督，代表国民政府从列强手中收回了海港检疫主权。1934年，仅上海港就对超过1943艘船舶，30多万人次的入境旅客与船员进行了检疫。在各港口，如检查到传染病人，按照规定需送交港口的检疫医院，或传染病院。

1931年长江、淮河特大水灾，灾民达2500万人。水灾之后通常伴有疾病流行，死于疾病者要多于直接死于水灾者。国民政府任命刘瑞恒为水灾救济委员会卫生组主任，派遣以中央防疫处长金宝善为首的医疗队奔赴灾情最严重的汉口主持医疗救护工作。大灾后的次年，全国霍乱流行，其时各地灾民收容所已将灾民陆续遣送回家，卫生防疫组于是开展了大规模的防治霍乱工作，推广区域遍及上海、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及河南等地，持续到了1932年底。灾区民众逐户注射预防霍乱的疫苗，清除垃圾，打扫卫生，消毒、净化饮用水源。另外，灾区疟疾流行，卫生防疫组特设卫生工作队，实施调查防治及宣传工作，在各地散发了巨量的金鸡纳霜片。自1931年9月至次年9月，灾区计有200多万人次接受了霍乱、伤寒、天花、脑膜炎的预防注射，这是中国空前规模的预防接种工作；有超过34万的病人接受了医院或医疗队的治疗。如果没有这些措施，此次水灾的人口死亡数肯定要大大增加。